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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防风险的背景下,证监会体系下的公司债发行上市(非公开债为挂牌)审核显著趋严。2021年4月22日,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3号——审核重点关注事项》和《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1号——公司债券审核重点关注事项》(以下均简称为“指引”),对公司债券审核中的重点关注事项及信息披露要求作了具体规定,解读如下:
     
    一、该指引整体较严、影响较大
    (一)虽然债券市场已经全面推行注册制,但从内容上看该指引整体较严,特别是考虑到公司债已是规模最大的非金融企业信用债(紧随其后的中票为7.54万亿、短融2.25万亿、企业债为2.23万亿、PPN为2.22万亿),意味着对整个信用债市场影响非常大。截至2021年4月23日,存量公司债券共9532只、规模高达9.21万亿。其中,私募债和一般公司债分别为5699只和3833只(规模则分别为4.55万亿和4.66万亿)。
     
    (二)该指引致力于解决个别发行人信息披露不扎实、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部分中介机构的执业质量不高等问题。同时该指引也是继2021年2月26日证监会发布《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180号令)之后公司债券领域最重磅的政策文件。当时的180号令(深入分析请参见公司债新规要点全解)主要从弱化外部评级依赖、严禁结构化发债等自融行为、规范承销机构的承销业务行为、严禁逃废债行为、调整普通投资者参与公募公司债券的条件、明确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3+2”清单等方面进行明确。
     
    (三)该指引主要关注发行人四方面的重点事项
     
    1、组织机构与公司治理方面,重点关注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重大负面舆情、严重失信行为以及发行人是否存在大额非经营性往来、大额对外担保、股权结构不稳定等情况
     
    具体看,这一方面应披露的信息大致包括(1)发行人控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被采取强制措施或存在严重失信行为;(2)发行人控股股东或实控人可支配的发行人股权存在高比例质押、冻结或发生诉讼仲裁等事项;(3)发行人董事和高管人员变动频繁或变动人数比例较大等等。
     
    2、财务信息披露方面,重点关注发行人是否存在债务结构和债务篮子不合理、债务过度激进扩张、大额资产受限、现金流或盈利缺乏稳定性以及财务指标明显异常等情形
     
    3、特定类型发行人方面,重点关注发行人是否属于“母弱子强”的投资控股型发行人以及是否存在信用评级下调、债务违约记录等需要关注的情形,并对城市建设类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等特定类型发行人信息披露要求进行了特别明确
     
    4、中介机构履职尽责方面,重点关注中介机构对相关事项的核查工作以及执业质量评价记录情况。中介机构和相关人员存在严重负面执业记录的,将加大审核问询力度,推进实施分类审核
    二、核心要点梳理:申报规模与资金用途大幅受限
    指引对发行人的关联方、发行人的负债比例(与行业平均水平对比)、有息负债结构(短期债务占比以及银行借款和非标融资占比)、有息负债增长情况以及偿债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较高,并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
     
    (一)发行规模与资金用途将大幅受限
    1、12种情形下需要审慎确定公司债券申报规模
    指引明确12种情形下发行人应审慎确定公司债券申报规模,具体包括:发行人控股股东与实控人存在债务违约等负面情形、对外担保余额超过当期末净资产、有息债务结构发生大幅变化、短期债务占比显著提升或最近一期有息债务构成以短期债务为主、合并范围内公司债券余额较大且存在集中兑付压力、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余额占最近一期末净资产比例达到40%、有息负债余额年均增长率超过30%且最近一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行业平均水平(速动比率小于1)、最近一年末资产负债率以及有息负债与净资产比例超过行业平均水平 30%、受限资产账面价值占总资产比例超过50%、发行人盈利能力缺乏可持续性、发行人母公司较差、城投公司总资产小于100亿元或主体评级低于AA等等情形。
     
    2、12种情形下募集资金原则上或优先用于借新还旧(偿还存量公司债)
    指引明确12种情形下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原则上或优先用于偿还存量公司债,具体包括发行人控股股东与实控人存在债务违约、有息债务结构变化影响偿债能力、短期债务占比显著上升或最近一期末有息债务构成以短期债务为主、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债券存量余额较大且存在集中兑付压力、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余额占最近一期净资产比例达到40%、有息负债余额年均增长率超过30%且最近一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行业平均水平(速动比率低于1)、最近一年末资产负债率以及有息负债与净资产比例超过行业平均水平 30%、发行人盈利能力缺乏可持续性、发行人母公司较弱、城投公司总资产小于100亿元且主体信用评级低于AA、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余额超过总资产10%、银借款余额低于有息负债30%以及非标融资余额占有息负债50%以上的。
     
    以上情形意味着若之前没有发行过公司债的发行人触及到上述12种情形之一的,则其将无法发行公开债。
     
    3、5种情形下需要审慎确定申报方案
    指引明确5种情形下,发行人应审慎确定公司债券申报方案,这五种情形分别为发行人首次申请发行公司债券的;报告期内曾发生公司债券或其他债务违约或延迟支付本息的发行人;报告期内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如有)下调的;最近一期末发行人短期债券余额占全部债券余额比例显著高于同行业可比企业,且报告期内短期债券余额呈大幅增长趋势的;城市建设企业总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或主体信用评级低于AA(含)的。
     
    (二)四点特别说明
    1、重提净资产40%约束,但比之前更严
    虽然新《证券法》删掉了“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40%”这一表述,但指引则明确若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余额超过净资产40%的,则应审慎确定申报发行规模且募集资金应优先用于偿还存量公司债。可以看出,这里的规定比之前更严,即针对的是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余额,而非全部累计债券余额。
     
    2、限制非标融资占比较高的发行人
    指引还鼓励发行人通过银行借款和标准化债券进行外部融资,不鼓励非标融资。具体看,即若发行人的银行借款余额占有息负债的比例低于30%且非标融资占有息负债的比例超过50%的,则其资金用途应优先归还存量公司债。
     
    3、对所属集团有财务公司的发行人提出进一步要求
    指引还特别明确发行人资金因所属集团设置财务公司等原因受到集中归集、统一管理的,发行人应充分披露资金归集及支取的具体安排、相关安排对其自由支配自有资金能力以及自身偿债能力的影响。
     
    4、关注非流动性资产和受限资产占比过高情形
    指引明确提出,
    (1)若发行人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显著高于同行业可比企业的,应披露原因,并加强对资产变现能力的针对性信息披露。
     
    (2)若权利受限制的资产账面价值超过总资产50%的,发行人应充分披露受限资产明细、受限原因、目前状态和对自身偿债能力的影响。
     
    (三)首次明确重大负面舆情包括“被媒体质疑”
    指引明确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或实控人存在重大负面舆情的,应充分披露相关情况及其对自身偿债能力的影响。请注意这里的重大负面舆情除指频繁受到监管关注或问询、面临大额诉讼外,还特别指出包括存在被媒体质疑这一事项。这个规定较为可怕,媒体公关变得非常重要,媒体的重要性大幅提升。
     
    (四)首次对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余额占比提出量化约束要求
    发行人非因生产经营直接产生的对其他企业或机构产生的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余额占最近一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一定比例的,指引分别提出了一些约束,如超过3%应作信息披露,超过5%应承诺债券存续期内不新增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余额,超过10%募集资金应用于偿还存量公司债等。
    (五)特别关注三类发行主体
     
    1、“母弱子强”的投资控股型发行人:规模和用途会受到限制
    (1)针对经营成果主要来自子公司的投资控股型发行人的,应结合母公司资产受限、资金拆借、有息负债、对核心子公司控制力、股权质押、子公司分红政策、报告期内实际分红等情况披露投资控股型架构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2)若主要资产和业务集中于下属上市公司的,还应披露投资控股发行人剔除上市公司后的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指标、重要报表科目及变动情况等。
     
    (3)发行人母公司较弱(如单体资产质量较低、盈利能力较弱、有息债务负担较高)的,应审慎确定申报规模、募集资金优先用于偿还存量公司债券。
     
    2、规模小或评级低的城投企业:不能涉及地方政府债务,且规模与用途明显受限
    指引对城投公司发行公司债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1)应符合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得新增地方政府债务,这一规定和证监会180号令的规定一致;
     
    (2)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券以外的存量债务的,应披露拟偿还的存量债务明细,并承诺其不涉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3)城投企业总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或主体评级低于AA(含)的,其债券申报规模和募集资金用途将会受到限制,这对于低评级或规模较小的AA城投主体来说,将是较大冲击,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城投平台之间的整合(有助于提升评级和做大规模)。
     
    3、突破三道红线的房地产企业:强化偿债保障措施
    指引明确指出,对于存在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较高、净负债率较高或现金短债比较低等情形的房地产企业发行人,其在申报发行公司债券时应细化债券偿付安排。
     
    三、现在更关心交易商协会是否会紧随其后响应?
    沪深交易所对公司债发行审核趋严后,意味着很多企业将无法通过发行公司债进行融资或通过公司债融资的动力会下降,那么这些企业后续将有可能会转向交易商协会的中票、短融、PPN等品种,甚至有可能会转向境外融资。
     
    因此当前阶段需要密切关注交易商协会对中票短融、PPN的发行人是否会推出同样的审核标准。与此同时还应更关心,那些已经在准备发行公司债但因该指引而取消、暂缓发行或有可能转向其它交易场所的发行人。即短期内是否会对中票、短融、PPN以及境外债放量发行起到积极需要关注。
     
    实际上从数据上看,2019年以来公司债放量发行较为明显,如2019年底时公司债与中票的规模分别为6.90万亿和6.58万亿,2020年底则分别提升至8.92万亿和7.48万亿,一年的时间公司债规模净增2.02万亿、中票规模仅净增0.90万亿,我们理解过去一年公司债和中票两大非金融企业信用债品种不均衡的增长可能也是此次指引出台的背景之一,即通过此次指引,来控制一下公司债的节奏。
    四、中介机构关注核查事项对照表
    指引指出,主承销商及相关人员应当对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上市条件、募集说明书等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在提交公司债券申请文件时同步提交《主承销商关注事项核查对照表》(格式见附件)并加盖公章。
    2021-04-23 15:18:02
  •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如何深入持久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金融机构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都做了哪些努力?在银保监会2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四川、贵州、青海的银保监局负责人一一进行了介绍。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贵州着力念好“山字经”,这里的“山”,是大山的山。念好“山字经”,就是选准推动茶叶、蔬菜、辣椒、中药材、生态畜牧业等12个农业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形成一批规模较大、带动力较强的支柱产业。贵州银保监局局长李华涛介绍,在推进农业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贵州银行保险业全程跟进服务,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险保障,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促进作用。
     
    李华涛说:“一是加大信贷支持,强化资金保障。围绕12个农业特色产业,陆续推出‘黔菌贷’‘贵椒贷’‘中药贷’‘刺梨贷’等特色信贷产品。二是做好保险服务,强化风险保障。相对以前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经济,农业产业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后面临的自然和市场风险敞口显著扩大,需要通过保险保障来保住投资、保住成本、保住农民的收益。三是发挥融智优势,强化服务保障。鼓励银行机构在支持农业产业发展‘融资金’的同时,发挥各自在信息、技术、人才、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帮助‘出思路、引项目、拓市场’。”
     
    不仅如此,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的贵州,如何巩固拓展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李华涛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引导银行机构加大脱贫地区县域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重点增加对产业链长、带动脱贫人口多、持续发展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的信贷投放,适当降低信贷门槛。支持脱贫群众通过发展生产稳固脱贫成果。鼓励保险机构因地制宜发展脱贫地区特色农产品保险,积极开展价格保险、气象指数保险、收入保险等新型险种,发挥保险在巩固脱贫成果中的保障作用。”
     
    夯实基础金融服务是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之一。四川是全国乡镇数量最多的省份,虽然在基础金融服务工作覆盖中取得较好成效,但在甘孜、凉山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仍有个别非常偏远的乡镇还没有银行机构实体网点覆盖。对此,四川银保监局局长陈育林透露,目前已经制定了2021年乡镇银行网点覆盖目标,计划用三年时间在这两个州新增银行网点覆盖乡镇86个。同时,不断提升基础金融服务质效。
     
    陈育林说:“全面排查乡镇和行政村服务情况,并对部分银行网点服务情况进行评估,加强对银行网点‘先建后撤’、金融服务‘有名无实’和重复建设等现象的监管,确保金融服务真正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农户。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要实现‘有服务’,更重要的是做到‘服务好’。”
     
    而在基层金融供需结构性矛盾同样突出的青海,通过建立“双基联动”模式,让农牧区信用体系建设交出了“青海答卷”。青海银保监局局长倪金乾介绍说,所谓“双基联动”,就是农村牧区基层党组织与基层银行在行政村联合建立“双基联动”工作室,将基层党组织的信息、组织、政治资源优势与基层银行的资金、技术和风险管理优势对接整合。
     
    倪金乾说:“在‘双基联动’模式下,基层银行与基层党组织共同入户调查、信用建档、等级评定,建立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开展诚信宣传教育,为信用良好的农牧户提供贷款。经过这几年的持续推进,青海省全省37%的县域、69%的乡镇、68%的行政村、70%的农牧户被评为信用县、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信用户不良率仅为0.26%,农牧区信用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有些农牧户嫁女儿,不看有多少头牛、多少只羊,首先要看对方家庭信用。”
    2021-04-23 15:01:04
  • 截至2020年4月23日,昭通亿博房地产开发承兑商票67,399,492.77元,拒付0元。


    数据来源:电子商业汇票系统(ECDS)

    查询日期:4月23日
    重要提示:
    拒付参考率1=拒付总金额/承兑总金额
    拒付参考率2=拒付总笔数/承兑总笔数
     
    因银行系统数据更新会有延迟,本公告仅针对于公告之日从银行系统获得的数据有效,并不代表企业当前最新的信用情况,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投资者应谨慎参考此信息并进行相应投资,历史信息亦不代表未来表现,我们不对承兑人最终的承兑能力及意愿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承诺或担保。
    2021-04-23 14:28:57
  • 4月22日晚间,上交所、深交所分别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3号——审核重点关注事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1号——公司债券审核重点关注事项》。
     
    上交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3号——审核重点关注事项》(以下简称《指引3号》),对公司债券审核中的重点关注事项及相关信息披露要求作了具体规定。《指引3号》旨在贯彻扶优限劣思路,把好债券入口关,引导督促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提升公司债券信息披露质量,夯实债券市场发展基础。
     
    我国新证券法实施后,交易所债券市场注册制改革稳步实施,审核质量和效率得到提升,有力支持了实体企业的融资需要,服务了实体经济发展。但从实践来看,客观上也存在个别发行人信息披露不扎实、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的情况。部分中介机构的执业质量也有待加强。基于此,上交所按照中国证监会统一部署,回应市场关切,深入分析公司债券发行中的典型问题,梳理总结审核实践经验,制定了本《指引3号》。
     
    《指引3号》坚持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理念,主要关注公司债券发行人四方面的重点事项:
    一是组织机构与公司治理,重点关注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重大负面舆情、严重失信行为以及发行人是否存在大额非经营性往来、大额对外担保、股权结构不稳定等情况;
    二是财务信息披露,重点关注发行人是否存在债务结构和债务篮子不合理、债务过度激进扩张、大额资产受限、现金流或盈利缺乏稳定性以及财务指标明显异常等情形;
    三是特定类型发行人,重点关注发行人是否属于“母弱子强”的投资控股型发行人以及是否存在信用评级下调、债务违约记录等需要关注的情形,并对城市建设类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等特定类型发行人信息披露要求进行了特别明确;
    四是中介机构履职尽责,重点关注中介机构对相关事项的核查工作以及执业质量评价记录情况。中介机构和相关人员存在严重负面执业记录的,将加大审核问询力度,推进实施分类审核。
     
    经过多年发展,上交所债券市场已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和企业融资的主要市场之一,在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持续推进上交所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坚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加强债券市场法制建设。此次发布公司债券审核重点关注事项,即是在新发展阶段以制度建设推动提升审核质量和效率的重要举措。下一步,上交所将继续优化标准、严格程序,支持符合条件的发行人依法融资,严肃处理债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好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以高质量发展理念推进债券市场的投融资平衡。
     
    深交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1号——公司债券审核重点关注事项》(以下简称《公司债券审核指引1号》),细化对公司债券审核重点关注事项的信息披露要求和核查要求。这是深交所进一步落实新《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要求,提升发行人和中介机构信息披露质量和规范运作水平的有力举措,也是坚持“开明、透明、廉明、严明”工作理念,提升审核透明度,提高审核工作效率的具体体现。《公司债券审核指引1号》立足前期审核实践,聚焦发行人公司治理、组织架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特定风险等关键事项,进一步提升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压实发行人信息披露主体责任和中介机构“看门人”职责,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
     
    一是明确发行人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要求。对存在重大负面舆情、股权结构与管理层不稳定、非经营性往来占款与资金拆借余额较大、对外担保金额较高、资金集中归集等情形的发行人,要求其细化对相关事项的披露,说明对偿债能力的影响。
    二是细化发行人财务信息披露要求。对存在有息债务结构发生大幅变化、短期债务占比显著上升、“存贷双高”等财务指标明显异常、财务数据变化较大的发行人,要求披露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三是强化对偿债能力偏弱的发行人的准入监管。对于公司债券存量规模大且存在显著兑付压力、缺乏可持续经营能力且严重影响偿债能力、母公司单体资产质量较低的发行人,要求其审慎制定公司债券申报方案。
    四是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关注中介机构执业质量。明确中介机构的核查要求与职责,建立中介机构分类管理制度。要求主承销商提交承销机构及项目负责人近两年内承销债券违约情况,对于存在严重负面执业记录的,将对其申报的项目从严审核。
    此外,《公司债券审核指引1号》编制了主承销商关注事项核查对照表,对审核重点关注事项进行归纳和提炼,方便主承销商逐项对照核查,提高债券审核效率。
     
    下一步,深交所将继续认真践行“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方针,按照“四个敬畏、一个合力”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夯实制度基础,优化市场结构,提升发债主体质量,发挥市场枢纽作用,增强交易所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一方面,不断总结市场经验,提升业务规则可操作性和监管透明度,建立常态化专题培训机制,强化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合规意识,加快构建各类市场主体归位尽责、勤勉诚信的良性发展生态链;另一方面,在前期“申报即纳入监管”监管要求基础上,强化自律监管措施,完善对发行人、中介机构等市场主体的追责机制,不断健全债券信用风险防控的全链条工作体系,牢牢守住债券市场风险底线。
     
    2021-04-23 13:38:44
  • 一、制定背景 
    民营经济、小微企业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的金名片,是浙江最大特色、最大资源和最大优势。2015年—2020年,浙江滚动实施两轮“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上下同欲、各方协同,成功助力小微企业质效提升、健康发展。当前,进一步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已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浙江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均多次强调要助推小微企业发展,省委书记袁家军在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讲课中明确指出“实施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是我省近年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继续迭代实施三年计划指明了方向。
     
    当前,受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链风险,叠加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等影响,世界经济不平衡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地缘问题进一步加剧。小微企业基本集中在初级产品供应和服务业,受疫情冲击更为明显,抗风险能力相对偏弱,未来不确定性明显加大。同时,小微企业长期以来仍存在技能人才、资金、营销资源不足等短板,仍面临厂房租金成本、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压力,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部分行业小微企业仍未恢复到往年正常水平,盈利难度明显加大,这都说明继续迭代实施三年计划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在此背景下,浙江省政府决定制定出台《浙江省“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2021-2023年)》,以期继续推动小微企业在更优资源环境中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
     
    二、制定依据 
    (一)浙江省委省政府滚动实施“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的指示精神;
    (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2015-2017年)的通知》(浙政办发〔2015〕62号);
    (三)《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浙政办发〔2018〕34号);
    (四)《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2018〕59号);
    (五)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到“要深入实施市场主体升级工程”。
     
    三、适用范围 
    《浙江省“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2021-2023年)》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公开印发,在全省范围内执行。适用于在浙江省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小微企业。
     
    四、实施日期 
    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至2023年底止。
     
    五、主要内容 
    主要有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是主要目标,包括小微企业体量规模、质量效益、创新能力、金融服务、发展要素五个方面的量化目标体系
     
    第二部分是重点任务包括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构建资源要素供给新体系、建设营商环境新高地三个方面重点任务,旨在提升小微企业内在竞争力、保障小微企业所需的生产经营要素、优化小微企业所处的整体外部环境。明确了从小微企业研发创新、知识产权、质量管理、转型升级、数字化改造、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到金融、税收、政府采购、园区平台建设、人才培育、服务平台建设、市场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
     
    第三部分是工作要求包括思想认识、统筹协调、统计分析三个方面,明确了工作推进中的保障措施。
     
    六、特色亮点 
     
    (一)从主要目标上来看
    从整体方向上看,与前两轮计划相比,本轮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更强调小微企业内在的质效提升和外部要素供给保障,围绕效益、创新、人才、金融等维度提出了较多指标。从细分指标来看,与前两轮计划相比,本轮延续的是新增小微企业、新增工业小升规企业、新增科技型小微企业、规下工业小微企业增加值增速等指标,主要是考虑到数量、体量的增长是实现“六保”“六稳”的必要前提;本轮完善的是在开放实验室和科研设施仪器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浙里检”服务订单数,在金融目标中进一步增加小微企业首贷户指标;本轮新增的是培育库小微企业、专利、小微企业劳动者培训等指标。
     
    (二)从重点任务上来看
    特色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新”上:
     
    一是全力打造小微企业未来发展新优势,核心是提升小微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前两轮计划相比,本轮新提出的包括:1.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75%政策,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市、区)对高新技术和科技型小微企业再按25%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标准给予奖补;2.推动小微企业开展对标达标活动,争创“品字标”品牌,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3.多部门携手共建省市县三级小微企业培育库;4.深化小微企业数字化改造,支持小微企业创建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车间;5.促进小微企业国内国际双循环,省财政对网上国际性会展给予补助,推动各地对外贸小微企业网上参展予以适当补助。
     
    二是全力构建小微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要素供给新体系,核心是畅通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资源要素流动。与前两轮计划相比,本轮新提出的包括:1.开展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首贷户拓展三年行动和首贷户培育工作;2.加快推广贷款码,多途径帮助小微企业获得信用贷款;3.以高新区为重点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增量扩面,鼓励开展知识产权金融保险业务和构建风险基金池;4.开展小微企业知识更新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开展职业技能大赛;5.加快建设省市县三级联动、多方资源合作共享的“小微通”综合服务云平台,鼓励各地建设个性化、特色化子项目。
     
    三是全力建设营商环境新高地,核心是让浙江成为小微企业营商最佳省。与前两轮计划相比,本轮新提出的包括:1.实施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最大程度赋予企业登记注册自主权;2.建立健全小微企业纳税等市场主体信用评价,推进联合激励和惩戒机制建设;3.深入推进转供电价格专项整治行动,推广应用“转供电费码”,切实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要素成本负担;4.按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继续实施普惠金融有关税收优惠政策;5.持续加大知识产权培育、保护力度。
     
    2021-04-23 08:49:21
  • 摘要:通过文献梳理法,总结归纳中国信用评级有效性,发现以往的研究大都认为中国信用评级无效,而近年却有研究结果支持部分有效。梳理已有研究,从中发现有效与无效的侧重点与交叉点,提出四点建议:规范评级市场收费制度,增强评级机构独立性;改进信用评级模型,增强评级识别能力;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增强政策约束作用;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企业信用评级主动性。
    关键词:信用评级;有效性;盈余管理;声誉机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多国征信合作已成为其中重要一环。国内信用评级有效性不仅影响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经营发展,还关乎国家之间合作的质量。
     
    信用评级能够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评级结果是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重要指标,信用评级的有效性对中国市场的发展及国际合作举足轻重。
     
    而对于中国信用评级是否有效,现有研究存在不一致的观点,以往大部分研究认为中国信用评级有效性不足:评级集中、偏高,且大部分企业和债券评级在AA级以上,显然不符合市场逻辑。
     
    影响中国信用评级有效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过去的信用评级以总资产为关键因素,得到的结果支持政策正向影响评级且企业财务风险不影响评级,即财务风险与资产负债率对债券评级无影响、债券上市后无动态的信用等级调整,意味着市场无法通过信用评级即时获得更多信息,信用评级作为风险指示器等同虚设[1]。
     
    信用评级在中国债券市场影响力极大,已经成为债券定价的依据之一[2],一旦其有效性不足,将给市场带来极大的资金安全隐患。
     
    2016年债务危机爆发,愈发凸显以上问题。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逐步推进,这一状况似乎有所改善,有望通过规范信用评级市场提高信用评级的有效性。
     
    一、盈余管理视角的证据
    企业财务数据是信用评级的主要依据,为获得更高的信用等级,降低融资成本,企业有动力进行盈余管理,以改善报表数据,达到提高信用评级的目的。不少学者从盈余管理的角度,探讨信用评级机构能否识别企业这一行为,以研究中国信用评级有效性。
     
    有学者认为,信用评级的调整会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且低盈余管理程度的企业更有可能在下一期获得信用等级的提升[3],即信用评级结果的变动,向市场传递企业盈余管理水平信息。这表明信用评级机构能够有效识别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并将其作为信用评级的依据之一,即信用评级机构能够识别该“欺瞒”行为。
     
    但更多研究结果表明,信用评级与财务管理分属不同的专业领域,因专业知识领域不同,信用评级机构无法识别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仅基于财务报表合理性与准确性的基本性质,给予这类企业偏高的信用评级,导致报表数据越漂亮,企业的评级结果越高。
     
    马榕和石晓军以2005—2011年间中国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发行前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不同债券信用评级均受到包括盈余管理在内的污染信息干扰,债券评级结果无法真实反映债券发行人的信用能力,其中短期融资券市场受到的监管较少,表现更明显[4]。
     
    特别是目前我国难以通过“事后检验”(即企业是否破产)判断信用评级有效性,若缺乏有效的监管,信用评级有效性难以得到正向调整,信用评级可参考性不强[5-6]。
     
    此外,林晚发和刘颖斐以2009—2016年我国发行债券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引入企业社会责任因素,发现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盈余管理水平和承担社会责任来提高未来评级,而评级机构无法识别这类管理层自利行为,使得信用评级有效性降低[7]。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表明企业管理层可能具有更高的战略眼光、企业盈利能力更强。
     
    但近年,我国企业存在承担社会责任行为与报告不一致的现象。刘柏和卢家锐从企业业绩预告视角出发,通过是否发布预告以及企业是否践行预告承诺来判别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真实性,发现我国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整体上行为与报告相悖,单纯依靠社会责任报告并不能有效识别企业的信用风险,评级机构应当更多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真实行为而非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8]。
     
    因而,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成正比的信用评级有效性不足。从盈余管理角度切入,大部分已有研究表明中国信用评级无法有效识别企业“欺瞒”行为,进而降低了信用评级有效性。
     
    财务报表是企业一段时间内经营情况的结果,综合体现企业整体运营情况,也是投资者获取企业信用信息的主要途径。当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足以混淆投资者获取信息,即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若信用评级无法识别盈余管理行为,难以为市场带来增量信息,则信用评级无效。
     
    二、声誉机制的新发现
    近年来,有部分学者从信用评级机构动力方面解释我国信用评级有效性,较为显著的为声誉机制。
     
    通过研究声誉机制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约束作用,剖析影响评级机构有效性的内在影响因素,解释中国信用评级有效性取得不少新进展、新发现。
     
    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国信用评级具有逆周期性,在经济上行期,声誉约束力不足,且缺乏市场化的监管,难以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强化声誉机制作用[9]。
     
    但马榕和石晓军则认为,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并非不能甄别企业自利行为,而是利益驱使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策略[4],基于发行人付费模式,评级机构将选择虚高评级以获得更多收益。在监管之外,声誉资本也会影响信用评级机构的策略选择。
     
    具体而言,在2005—2012年期间,大公国际的债券评级结果比中诚信、联合资信和新世纪更客观,而在这一时期,只有大公国际无外资背景,原因在于其经营发展更受国内声誉影响,促使其提供质量更高的评级。企业信用的内涵除偿付能力外,还包括企业的偿付意愿。
     
    近几年,沿着这一思路,声誉机制也得到更多的研究支持。吴育辉等在Demerjian等的研究方法中引入管理层能力作为核心因素,进一步研究中国信用评级能否反映企业真实信用能力,发现管理层能力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进而基于企业披露信息作出的评级结果能够有效反映企业信用能力,即通过引入管理层能力,信用评级结果有效性提高。信用评级机构声誉越高,其判断与量化管理层水平的能力也越强[10]。
     
    此外,债券违约前,因行业竞争激烈,声誉机制无效,而债券违约之后,声誉机制开始发挥约束作用[11]。从声誉机制角度,信用评级机构能够识别企业财务报表的瑕疵,但基于对企业管理能力、企业战略等因素的综合考虑,可能给予企业更高的信用评级。
     
    因而,信用评级能为市场提供增量信息,仍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声誉较好的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结果的可参考性更强。
     
    三、中国信用评级有效的新证据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研究表明,中国信用评级部分有效,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中国信用评级无效论。李二勇等以2013—2020年信用债为研究对象,发现从2016年至2020年,在有关信用评级的三个监管政策推动下,信用评级质量得到提高[12]。
     
    越是信息不对称,信用评级提供的增量信息越多,而在短期融资券市场,信用评级可以提供增量信息,即信用评级有效[13]。
     
    从企业角度,信息披露质量较差时,信用评级能有效改善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并激励分析师改善信息披露质量,从而带来增量信息[14]。
     
    宋元元和黄辉则以2011—2015年首次发行债券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证明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信用评级和债项评级越低,内部控制则对该关联不产生影响[15]。
     
    即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能够有效识别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起到较好的监管作用,信用评级有效。进一步区分盈余管理的不同作用,发现当信用评级高于预期评级时,企业会进行负向盈余管理,反之则反,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更有动力进行正向盈余管理[16]。
     
    即盈余管理活动并非单纯是企业调高信用评级的手段,而是取决于企业预期。企业管理者比外部更了解企业内部状况,当评级结果与企业预期存在偏差时,管理者有动力通过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信用评级结果,向市场传递更准确的信息,以获得长期发展。因此,一般情况下,没有剔除盈余管理因素的信用评级结果仍具有参考价值,但盈余管理行为取决于上一期评级结果与企业预期偏差,其修正效果滞后一期。
     
    此外,管理者偏好会影响信用评级,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盈余管理在其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17]。管理层越偏好风险,企业盈余管理水平越高,得到的信用评级也越高。
     
    从这一角度出发,若是管理层的风险偏好有利于企业未来发展、增强企业信用能力,则信用评级有效;若管理层风险偏好是基于自利行为,企业难以通过激进战略得到进一步发展,则信用评级有效性不足。
     
    郭小钰将重点放在影响信用评级调高的因素上,同样认为上期进行正向盈余管理是影响因素之一,评级机构调整信用评级时,虽无法识别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却十分关注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使得企业难以通过盈余管理提高信用评级[18]。
     
    此外,在国外有关信用利差的研究中,税收因素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但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却普遍忽略这一因素。
     
    通过机器学习和引入随机森林方法,沈中华等从信用利差角度证明中国信用评级无效论为伪证,而在不同债券市场,信用评级必要性不同:短融和中票市场信息较为透明,信用评级必要性较低;但在企业债和公司债市场,信用评级对传递企业风险信息十分重要[19]。
     
    最新研究更倾向支持中国信用评级有效。从评级机构外部环境角度,国内监管力度加强、企业或专业分析师自主调整及市场需求都促使中国信用评级结果较为真实地反映企业实际情况;就评级机构内部而言,信用评级能有效识别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为市场带来增量信息,也直接反映信用评级有效。
     
    四、中国信用评级存在的问题
    前述研究表明,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具有较强的内在驱动力,而外部监管力量和市场对评级有效性要求增强,促使信用评级更真实地反映企业情况。但评级市场的固有缺陷,依然影响中国信用评级有效性。
     
    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众多研究发现,评级机构未能及时向市场传递有关企业的风险信息,使市场长期积累大量风险隐患[20-22]。原因之一为,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业务与咨询业务没有真正隔离,信用评级无法反映企业真实的信用状况。
     
    现实情况是,即便实现了信用评级业务与咨询业务的真正隔离,发行人付费模式也会导致信用评级虚高,即信用评级机构是盈利机构,更有可能与企业合谋,使信用评分偏高,从而获得更高的盈利,且企业可通过不采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报告,逼迫评级机构按照企业意愿调高信用评级结果。中国的债券市场依然实行发行人付费模式,不可避免地存在上述风险。
     
    另外,与直接检验信用评级同相关因素的关系是否呈正向或负向关系不同,部分学者追本溯源,从信用评级的原理出发,通过改进已有评级模型,计算企业或债券真实信用状况,与信用评级机构的结果作对比,以此检验信用评级的有效性,结果证明中国债券信用评级结果虚高[23-24]。
     
    相关研究支持发行人付费模式对信用评级的负向作用。通过梳理信用评级行业发展进程,并应用常用的信用测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AmerDemirovic等发现会计指标能够有效反映公司企业的信用情况,但传统的结构化信用模型反映的信息有限,无法充分反映有关的风险[25]。
     
    因此,常用的信用评估模型适用性有限。在当前的中国市场,必须建立适合不同类型企业的模型,适应不同的情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真正做到有效。
     
    此外,冠宗来等认为良好的信用评级无法显著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用工具变量消除内生性后,评级结果依然没有得到市场认可,较高的债券评级无助于降低企业的发债成本[26]。即市场对信用评级认可度较低,信用评级没有起到反映企业及债券风险的作用。
     
    我国信用评级市场起步晚,相比西方国家较为落后。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依然不被市场认可,有行业自身原因。始终将自己定位于营利性机构,而没有履行“守门人”的角色职责,为直接原因,在有外资背景的评级机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4]。
     
    在信用评级机构发展前期,因国内的经营情况将影响其国际化业务,其更注重在国内的声誉,为企业提供更好的评级结果是其获得发展的主要途径,在该阶段,声誉机制约束力较弱。对国内其他企业而言,信用评级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国际化经营情况。
     
    因此,为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信用评级机构倾向于提高本国企业信用评级。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对企业进行评级时,也更偏向于给予美国的企业更高的信用评级[21]。
     
    这种本土化倾向的评级方式,是评级有效性受到污染的又一重要原因。在拥有外资背景的信用评级机构中,虽然信用评级准则和规范更加成熟完善,但声誉机制对其约束力不及国内信用评级机构。
     
    综上所述,发行人付费模式固有缺陷及发展需要弱化了声誉机制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约束力,本土化倾向的评级方式进一步降低了中国信用评级有效性。
     
    五、总结与建议
    梳理有关文献,发现现有大部分研究支持中国信用评级无效性结论,但近几年仍有不少研究认为中国信用评级具有部分有效性。
     
    认为中国信用评级无效性的研究焦点在于:
    第一,中国信用评级等级的变化不影响债权融资成本,起不到定价作用。
    第二,信用等级无法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守门人”失去监督作用,企业“欺瞒”投资者
    第三,信用评级发展方式固有的缺陷导致其有效性必然不足
     
    而认为中国信用评级有效的研究则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声誉机制的约束作用较强,评级机构为赢得企业声誉,充分发挥其专业性,向市场传递正确的信用信息。
    第二,信用评级结果能够提供增量信息。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专业机构,能够通过特有的地位,比市场拥有更多信息,并通过评级传递。
    第三,企业或专业分析师自主调整评级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矫正评级结果偏差,提高评级结果可信度。
    第四,中国的监督政策趋严,对评级市场规范性要求更高,提高信用评级有效性。从信用评级的作用及固有缺陷出发,中国信用评级有效性不足,但外部监管及评级机构发展内在驱动力能够部分修正信用评级固有缺陷,提高信用评级有效性。
     
    而在盈余管理方面,大部分研究支持信用评级机构无法识别企业这一行为,当企业发现信用评级与预期存在不一致而通过盈余管理影响信用评级时,信用评级有效性得到正向校正。
     
    基于以上分析,在此提出四点建议:
    (1)规范评级市场收费制度,增强评级机构独立性。
     
    当前,信用评级机构的优劣评比,综合考虑投资人、机构自身素质及业务能力、其他市场成员、专家四大类评价指标,有利于克服发行人付费模式的劣势。但评级机构市场有其特殊性,强调市场竞争并不利于其规范发展,反而可能增加其寻租可能。因此,规范评级市场收费制度,如按件收费、发行人与投资者共同付费等,避免评级机构强竞争、弱质量,能够增强评级机构独立性和内在驱动力。
     
    (2)改进信用评级模型,增强评级识别能力。
     
    已有研究发现,现有的大多数模型未能识别企业的自利行为,极大降低信用评级的有效性。在模型中引入盈余管理等参数,识别企业自利行为,可以从根本上提高信用评级的有效性。另外,市场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是取得世界瞩目的成绩,许多传统行业也正在积极寻找转型升级的途径。若只局限于传统的评估模型,将会阻碍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导致固步自封,无法适应时代发展步伐。对处于经济新常态的中国来说,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信用评级行业也应紧跟发展趋势,对现有评估模型进行改进或者建立新的评估模型。
     
    (3)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增强政策约束作用。
     
    中国信用评级行业起步晚、发展快,社会信用体系基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自古以来,诚信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有助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而现代意义上的诚信,不再局限于守信意愿,守信能力被放到了第一位,法律的强制作用替代了部分道德约束,使得守信能力成为关键因素。社会信用体系中,政策的约束和引导作用更强,监督政策在提高信用评级中起到关键性作用,需继续强化该作用,引导信用评级机构加强自身约束。
     
    (4)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企业信用评级主动性。
     
    企业管理者比外部机构拥有更多信息,若评级机构无法有效识别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企业可通过盈余管理影响信用评级,进而向市场传递信息。当信用评级对企业长远发展举足轻重时,若信用评级结果与企业预期不一致,企业将通过自身行为进行修正。
     
    因此,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评级在市场定价方面的作用,提高公众对信用评级重要性的认识,对提高信用评级有效性十分重要。(注:作者:申韬、甘焕凤。本文选自《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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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23 08: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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