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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小银行新一轮改革加快推进。近期中小银行IPO明显提速,增资“补血”动作频频,今年以来,以中小银行为主体的二级资本债发行达2124亿元,永续债发行也超过千亿元。同时,近一个月内已有云南、陕西、山西多地上演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案例,“抱团取暖”由零星案例逐渐变为行业趋势。
     
    分析指出,无论是兼并重组还是增资“补血”,都有助于稳妥化解中小银行局部性、结构性流动性风险。《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在夯实资本实力的基础上,金融监管部门还将进一步推进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工作,压实银行及股东主体责任,推动中小银行优化股权结构,同时加强分类监管。
     
    中小银行兼并重组密集落地
     
    云南银保监局官网日前披露,云南永德农商行和云南华坪农商行已于近日获得该局同意筹建的批复。其中永德农商行由云南临沧临翔农商行、云南凤庆农商行、云南腾冲农商行、云南昌宁农商行分别作为主要发起人投资设立、参股华坪农商行由云南永胜农商行、丽江古城农商行、云南玉龙农商行分别作为主要发起人投资设立、参股
     
    晋中银行、晋城银行、阳泉商业银行、长治银行和大同银行等5家市级城商行合并重组设立的省级城商行山西银行4月28日正式开业。4月14日,陕西秦农农商银行官网消息称,该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吸收合并西安鄠邑农商银行和西安市长安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相关议案,这也是陕西近一年内发生的第二起农商行合并重组。而在今年1月份,辽宁发布消息称,拟合并省内12家相关城商行,申请新设组建一家省级城商行。
     
    据各地银保监局披露公告,2020年以来,已有四川、山西、陕西和河南等多地上演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案例,其中既有上市银行参与重组或控股多家中小银行,也有区域农商行吸收合并其他银行,还包括多家地方城商行合并成立省级城商行,共涉及30多家银行机构。
     
    银保监会年初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适度有序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支持引进合格战略投资者帮助收购和增资等举措。金融委会议也聚焦地方金融机构发展,要求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鼓励好机构兼并风险机构,促进地区金融供需结构平衡。
     
    “中小银行存在的问题与风险很多是综合性的、长期性的,比如公司治理不到位、风控能力不足、经营理念存在偏差等,一味追求做大做强,盲目扩张,可能造成自身风险不断积累。”厦门国际银行投行分析师任涛表示,“抱团取暖”一方面可以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通过股权重组、战略投资者进入、新管理层的引入等方式出清风险,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注资、地方政府的介入而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拓宽市场作业空间。
     
    “通过兼并重组,中小银行有效完善了公司治理、风控体系、合规机制,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重新参与市场竞争。”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预计,基于市场化、法治化主导,中小银行合并重组、引战注资趋势未来会更加明显,可能会在“尾部”银行大面积展开。
     
    资本补充空间加速开启
     
    除了兼并重组外,作为化解中小银行存量风险的重要举措,银行资本补充空间也在持续打开,无论是IPO还是发债、定增,银行多渠道“补血”正加快推进。
     
    相较去年仅一家银行登录A股,今年银行IPO推进明显提速。继今年2月重庆银行成功上市之后,日前齐鲁银行和瑞丰银行相继传来拿到IPO批文的消息。齐鲁银行5月7日披露了A股招股意向书,宣布将于5月17日发行股票,齐鲁银行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约4.58亿股,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10%。同日,证监会公布已核准瑞丰银行首发申请事项,该行成为年内第二家获得证监会IPO批文的银行。
     
    对于尚未上市的中小银行而言,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也在加速放宽。据Wind数据统计,2021年以来已有43家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发行规模合计2124.7亿元。14家银行发行15只永续债,合计发行金额为1210亿元,发行主体绝大多数为中小银行。三家银行进行定增,累计规模404亿元。
     
    尽管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持续推进,总体进程较好,但业内人士指出,在股权融资方面,上市银行渠道更多,非上市银行渠道偏少,距离完全出清风险尚有距离。
     
    任涛建议,可以进一步拓展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如在之前减记型资本债券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转股型资本债券。此外,还可以扩大优先股和可转债的发行范围,允许更多非上市中小银行通过优先股和可转债来补充资本。
     
    深化改革纵深推进
     
    在政策大力支持下,中小银行改革将持续深入。
     
    银保监会发文表示,下一步将推动标本兼治,进一步做好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工作。一方面,压实银行及股东主体责任,推动中小银行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建立审慎经营文化,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分类监管,完善补充资本的市场环境和配套政策,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
     
    关联交易监管也将进一步加强。记者了解到,后续银保监会将推动专项整治工作常态化,聚焦重点机构重点问题,加强处置处罚和公开披露,持续抓好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同时,制定出台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大股东行为监管指引、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董事监事履职评价办法等公司治理重要监管规制。
     
    王一峰认为,中小银行发展应当摒弃规模情结,放弃粗放经营的发展理念,真正扎根基层、精耕细作,通过高质量的服务来提升市场竞争力。他预计,下一步改革重点仍将是支持中小银行发展、深化改革与防范风险并行。对于农信农合等涉农金融机构而言,进一步推进改制;对于问题金融机构而言,着力恢复其可持续经营能力和有序出清;对于更多中小银行而言,则鼓励其找准定位,实施差异化经营,在市场中找到自我发展之路。
     
    此外,任涛表示,中小银行应把防控风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逐步形成审慎合规的发展机制,紧跟政策导向,提高传统信贷业务占比,降低高风险业务和影子银行业务。
  •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5月12日消息,为规范对失信信息的信用修复工作,维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进一步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起草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点击文末阅读原文,看办法全文),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至6月12日。
     
    信用修复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完善失信惩戒机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引导失信主体主动自新、增强全社会诚信意识的重要途径。
     
    起草说明显示,在现有实践基础上,《办法》对信用修复制度进行了完善和创新,主要包含 7 部分内容,共 41 条。
     
    (一)总则。主要明确了《办法》出台的目的是为规范对失信信息的信用修复工作,维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进一步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办法》的适用范围是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用中国”网站以及县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网站开展信用修复活动。
     
    (二)信用修复的主要方式。主要明确了信用修复的概念以及信用修复的主要方式。信用修复是信用主体为积极改善自身信用状况,在整改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后,向认定失信信息的单位或归集失信信息的信用平台网站的运行机构提出申请,由认定单位或归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将信用主体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终止失信信息公示,以及标注、屏蔽或删除失信信息等行为。
     
    (三)信用修复的条件。主要明确了认定单位将信用主体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有关要求,以及终止公示、屏蔽或删除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的条件;涉及轻微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和涉及严重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的划分标准,以及终止公示、屏蔽或删除行政处罚信息的条件;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刑事处罚信息在信用平台网站上永久保存和公示,不得终止公示,不得屏蔽或删除;自然人的失信信息终止公示、屏蔽或删除的条件。
     
    (四)信用修复的程序。主要明确了将信用主体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以及对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进行终止公示、屏蔽或删除等,由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认定单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或部门规章规定的程序办理。明确了终止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的受理单位、所需材料、办理时限,以及屏蔽或删除行政处罚信息,对失信信息进行标注的程序。
     
    (五)信用修复的协同联动。主要明确了归集机构应当完善信用平台网站信用修复功能,实现信用修复申请受理、审核确认、信息处理等流程线上运行;地方各级信用平台网站应当及时将信用修复信息共享至上一级信用平台网站,实现同步更新;“信用中国”网站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建立信用修复协同机制,与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加强信用修复信息共享。
     
    (六)信用修复的监督管理与诚信教育。主要明确了认定单位和归集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申请修复的信用主体收取费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信用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信用修复工作的督促指导;充分发挥有关方面作用,及时阐释和解读信用修复政策,加强面向信用主体的信用修复培训,开展各类诚信宣传教育。
     
    (七)附则。
     

     

  • 从严惩“碰瓷”行为到惩治“虚假诉讼”;从治理网络欺诈到打击制假售假;从惩戒“老赖”逃债到鼓励修复诚信……近年来,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执行职能作用,弘扬“有约必践”,保护“货真价实”,严惩“坑蒙拐骗”,用公正司法助力诚信建设。
     
    依法治理诚信缺失问题  严惩“碰瓷”行为和“虚假诉讼”
     
    近日,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起“碰瓷”酒驾司机的敲诈团伙案,以敲诈勒索罪对程某等多人分别判处刑罚并处罚金。据介绍,2019年6月至12月,程某等人在北京市密云区和平谷区等地,寻找作案目标,发现有人酒后驾车离开时,立即驾车尾随并故意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随后以报警查处他人违法行为相要挟,向邱某等18人索要人民币1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程某等敲诈勒索公民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应予惩处。
     
    这是人民法院依法严惩“碰瓷”行为的一个典型案例。近年来,“碰瓷”现象时有发生,不法分子有的通过自伤、造成同伙受伤或者利用自身原有损伤,诬告系被害人所致来实施;有的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利用被害人违反道路通行规定或者酒后驾驶、无证驾驶、机动车手续不全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被害人害怕被查处的心理来实施。此类违法犯罪行为性质恶劣,危害后果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而且容易滋生黑恶势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为依法惩治“碰瓷”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2020年9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了《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实施“碰瓷”,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赔偿,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骗取保险金,符合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的,以保险诈骗罪定罪处罚。
     
    近年来,虚假诉讼时有发生,有的为了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有的为了骗取保险金。有的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有的单方或与他人伪造证据,虚构案件事实,虚构纠纷。这严重扰乱了正常诉讼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损害了社会诚信,群众反映强烈。
     
    2020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对某公司涉及虚假诉讼的系列案件作出宣判。认定63起案件系虚假诉讼,对某公司罚款6300万元,并将各案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查处。这是近年来人民法院针对虚假诉讼行为开出的最大“罚单”。
     
    为打击虚假诉讼,202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正式施行,其中强调,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鉴定人、公证员、鉴定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虚假诉讼的,依照有关规定从严追究法律责任。
     
    一系列依法治理诚信缺失问题的司法举措,让设局下套者自食其果;一个个具体案件审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法院用公正司法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促进网络空间道德建设  治理网络欺诈,打击制假售假
     
    一家经营炒股软件的上市公司,原先在行业内很有名气,在公司开始出现亏损之后,实际控制人以各种方式粉饰财务报表,年度虚增利润1.2亿元。中国证监会作出处罚决定后,3819名投资者向该公司提起了民事诉讼,索赔金额高达5亿多元,经法院判决和调解最终实际赔偿了3亿多元。
     
    “互联网的虚拟性、隐匿性在一些领域带来诚信危机,一些行为不仅挑战诚信底线,违背公序良俗,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甚至涉嫌违法犯罪,危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危害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说。
     
    近年来,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冲击诚信底线、法律底线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甚至贩卖违禁品,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一些互联网公司深受虚假流量之扰,被虚假流量“漫灌”的平台,劣质内容充斥其中,优质内容反被淹没;还有一些经营者通过APP收集闲散用户流量,靠“养号控评”虚增流量,运用技术手段模拟人工操作,批量转评赞,利用黑客“暗链”技术非法引流,进行流量劫持等等。
     
    “这些造假行为,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侵蚀网络空间社会信任。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相关部门持续开展‘净网’行动,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刘贵祥说,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通过刑事审判打击有关犯罪行为,同时通过民事审判让失信违法者无利可图,使被害人权益得到及时救济,引领诚实守信的网络风尚。
     
    北京互联网法院在审理常某与许某“暗刷流量”交易案中,认定双方“暗刷流量”协议违反商业道德底线,破坏正常市场竞争秩序,侵害广大不特定网络用户的利益,进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其行为应属绝对无效,并对双方履行合同中的获利依法予以收缴。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审理手机应用流量劫持案中,认定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赔偿原告损失50万元,并刊登声明消除影响。该案裁判明确流量劫持类不正当竞争行为裁判标准,划定技术应用的合理边界。
     
    发布严惩网络犯罪指导性案例,对电信网络诈骗、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加大惩治力度;依法惩治网络流量造假、流量劫持等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开放司法区块链平台,支持网络著作权人通过平台提交、固定证据,预防和惩治网络抄袭……人民法院通过行使审判职能,保护守信一方合法权益,对毁约背信、制假售假、坑蒙拐骗的,依法予以制裁,促进网络空间道德建设。
     
    惩戒失信与褒奖诚信并重  惩戒“老赖”逃债,鼓励修复诚信
     
    通过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目前,生效法律文书的自动履行率已超过50%。在没有得到自动履行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确实存在当事人无履行能力、履行困难的情况。但实践中还存在较高比例的逃避执行、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情况。有的转移隐匿财产,把房产、汽车、股权、股票等资产登记在他人名下,以他人名义存款、投资、委托理财等等;有的企业设立多个公司,通过复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关联交易转移有效资产;有的债务人玩失踪、销声匿迹,甚至以虚假诉讼、假离婚、假破产方式逃避债务。
     
    为“切实解决执行难”,人民法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针对不如实申报财产的,借助现代信息科技建立覆盖全国及所有财产形式、四级法院都能应用的查控系统,基本实现对被执行人财产的“一网打尽”,解决查人找物问题。
     
    针对转移隐匿财产、自称无能力还钱但还过着奢侈生活的,建立有60多个部门参加的信用惩戒体系,通过联合信用惩戒,使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此外,通过限制出境、司法拘留、追究拒执罪等强制措施,加大对严重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让失信者心有所戒、行有所敛、违有所惩。
     
    截至2020年12月,全国共有751万名失信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自动履行了义务,生效法律文书的自动履行率逐年提高,执行难度总体下降。
     
    “失信惩戒措施关系各方当事人切身利益,必须保持敬畏、谨慎用权,精准采取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措施,将信用惩戒的着力点聚焦到打击少数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等违法失信行为上来,把握信用惩戒的规范性、适度性,坚决避免滥用、过度适用失信惩戒措施。”刘贵祥说。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善意文明执行的意见,进一步严格规范失信惩戒的适用条件、程序、救济措施。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抓紧研究制定惩戒分级分类机制及信用及时修复机制,对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失信行为在惩戒时限、惩戒范围方面进行细分,使得惩戒措施更加精准、更加符合比例原则。
     
    浙江、江西、宁夏等多地法院正在开展自动履行正向激励和信用修复执行机制的探索,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2020年1至11月,浙江宁波全市共完成信用修复1178件,涉及标的额3.65亿元。
     
    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有力举措,让虚假陈述者付出代价、制假售假者受到惩处、“碰瓷”者落入法网,让诚实守信者受到激励,用司法的力量营造诚实守信好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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